鏡週刊 - 【詩】非常時期數十年 鄧紳

發佈日期:2017-09-27

越南著名雙語詩人、小說家和散文家,為越南後改革時期文學的典型代表人物,被譽為最出色的幽默作家。遺憾的是,他的作品被官方出版組織視為「有害」。

在他眾多的詩集中,僅有一本《無意義》(No Sense, 2014)曾公開出版。紐約的非營利組織期刊「詩人與作家」(Poets & Writers)寫道:「鄧紳令人讚賞之處在於極具獨特個人性格的散文體和叛逆的調調。」他正式印行的作品涵蓋各類體裁,成為越南文學寫作風格至為重要的轉捩點。

在用詞方面,他傾向選取多個意義相近的詞彙輪替使用,而不僅限於一個詞彙對應一個基本義的用法,展現了一種全新的篇章類型,首創越南文的頭韻詩(alliteration poetry)和一種稱作「樸然」(phac-nhien)的新風格。

 

 鄧紳應邀來到臺北詩歌節,9月28日晚間7點半在紀州庵文學森林與詩人向陽和張郅忻舉行一場對談「越南的文學與美麗」。

詩人鄧紳9月應台北詩歌節邀請來台,講座當晚座無虛席,觀眾席還一路加到走廊。策展人鴻鴻開場時說:「講座原本名為『越南的禁忌與美麗』,但鄧紳提醒我們,這個名稱可能會讓他再度受越南政府刁難。」講座才改名為「越南的文學與美麗」,是個安全且政治正確、具爭議的作家被允許在海外公開討論的主題。

在越南,政府干預藝術文學之程度,可能是台灣讀者難以想像的。越南即便在1986年改革開放後,政府對於人民的思想和藝術創作自由,仍未完全鬆綁。出版需經文化審查、前衛的當代藝術也難以萌芽,同性戀議題、批判越共或創新的文體皆屬禁忌。我們特別在講座前採訪本篇作者鄧紳,他出生在越戰打得正激烈的1964年,作品大量使用一種哀傷卻詼諧的語言,他與我們對談在越南創作時所面臨的困境,以及他發明這種新異文體背後的故事。

 

鏡週刊(以下稱「鏡」):為什麼您的作品會被越南當局視作是「有害的」?請問您過去在越南遇過怎麼樣的阻撓或障礙呢?

鄧紳(以下稱「鄧」):9年前,我正式能夠在越南出版第一本小說Ma Net(中文暫譯:《網魂》),在文壇引起很多討論。當時我還年輕氣盛,常常整晚都在外與地下文化圈的朋友社交,也與很多年輕作家會面,給他們建議。但也是那段期間開始,我感受到政治上和人際交往的壓力,我被當局視為眼中釘,因而得小心點。雖然我從不覺得自己是異議份子,也不怎麼關注政治,更不可能直接在作品批評政府,但因為我的寫作方式非常自由,他們害怕有太多言論自由的人,也覺得我的東西很神祕。而只要是政府無法理解的東西,都會被視作一種威脅。他們認為我在文體上的創新,像是某種可能會摧毀傳統文學的未爆彈。

同時,我也處在十分兩難的處境。最早我能崛起,是受到反越共的海外作家和知識份子幫忙,先從國外網站發表作品,國內才漸漸有人關注我,政府也看我跟這些人關係好,才覺得我有害。但政府很聰明,他們知道如果完全禁止我出版,會讓我的作品更出名,就像15年前左右,因被越共迫害而流亡的異議作家楊秋香,他後來在國民心中成了某種英雄。因此,2008年政府讓我出版第一本實體書,海外的朋友看到後,反而質疑我是否有跟政府勾當,為什麼出版沒有被禁止。從那之後,我變得裡外不是人,政府屢屢對我使出暗箭,每次有人寫我作品的評論,都會在出版前一刻被總編輯撤下,或者其他本小說經手了20家出版社,全沒得到回音。目前我只有四本書曾獲實體出版,其中小說3.3.3.9(中文暫譯:《塵間靈魂》)內容也都被刪除審查過,大概只剩60%的內容是忠實原意,真的有價值的,政府讓我花了很多時間精力為此奔波。

 

鏡:您是在什麼機緣下開始創作 ?作家在越南以什麼維生?您在履歷中寫道,2009年曾任教育研究與發展協助會IVN的經理、易經研究發展中心的「周易與預測學」課程主任,這些工作與您的創作經歷有關聯嗎?

鄧:我是家裡的老么,小時候大哥的書櫃就是我的玩具,雖然他買的書都是給大人看的,但是我在小學時就全部讀完了。那些在我寫在履歷上的IVN經歷都是煙霧彈,我得在官方文件上說在那裡工作,讓越南政府知道我有正當的社交往來,但我實際的工作是自由業教師,我在家裡教英文,有學生來上課我才有收入,但是其實我恨教書,那只是讓我打發時間的工作。幾年前出版發生的麻煩事之後,我覺得我不需要跟其他人往來,不需要屬於任何一個文學圈,也不要任何出版社或讀者,只想留時間給自己思考和寫作。所以網路和臉書真的救了我,如果沒有這平台發表,我根本不知道我會變成怎樣。所以我現在可以很篤定地說,我之所以能進到文學的世界,是因為網路。

大學時,我從家鄉下龍灣到河內讀英文系,吸取很多西方作家的養分:拜倫詩中的純潔、華茲渥斯、卡夫卡等等,從那時我就很喜歡寫作。但是畢業典禮之後,我卻淪為街友,有時睡在車站,或有時會有還沒畢業的窮學生收留我。因為我畢業那年,英文在越南不是受歡迎的語言,要找工作非常困難,當時流行的是斯拉夫語或是中文。和我同期畢業的同班同學,都被分發到山區教書,可是年輕時我不想去離市區太遠的地方,感覺自己得在城市裡找發展的機會、多認識文人知識份子。現在則不一樣了,我想我需要跟一些什麼都不懂的人來往(笑)。

 

鏡:您雖然成長在像下龍灣這樣一個美麗的地方,但是您生長的年代,也正是越南被戰爭壟罩的時期,請問戰爭的經歷如何影響您的創作形式?

鄧:我出生的那年還在打越戰,在北越你可以從防空洞看到,數十架戰機在天空上飛,像是特技飛行航展,小時候一點也不覺得這是危險的,還很享受看炸彈掉下來的場景。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好笑,八歲時的我竟然能覺得空中的敵軍戰機很美麗。不只是我,很多越南人也不覺得敵人投炸彈是危險的事,可能對越南人而言,沒有什麼事是真正重要的,我們從小看戰爭長大,對生命也沒有什麼感覺,生死的界線好像很脆弱。有次,我的大哥收到任務,揹炸藥要去炸毀美軍碉堡,途中遇到美方機官槍掃射,同行人都中彈而死,哥哥卻因有炸藥的硬殼當護盾而存活下來。

我的家鄉一直處在一種非常傷心、陰沉、停滯的僵硬現實,所以我像個外行人生活,僅從文字遊戲中尋找樂趣。這個遊戲讓我感到興奮,也是我需要的,所以很多評論家都會說,詼諧的改編詩文是我的特色之一。在我能夠真實地描繪或是表達事物之前,可能是愛、是恨、敵人或是英雄主義,他們都必須先是能被嘲諷的,意義被重新改變或建造。

2008年出版的《網魂》,可能是我作品中最大膽危險的,當時是第一本書,我比較橫衝直撞,在那之後我就懂得語言要隱晦一點,多繞幾圈政府才不能直接拿定我。在書中,我用非常不同的角度看戰爭,甚至重新定義英雄主義。而2011年出版的《塵間靈魂》裡,我讓所有事物都上下顛倒,原本社會固守的價值觀也都被重新被批判、諷刺過,我稱這種手法為Totalitarian parody(極權主義諷擬)。而我現階段的創作是從2005年開始,目前已累積了800多頁的x/x字典書,已經有美國出版社答應會幫我出版。這系列獨立於情節人物的篇章,是我試圖要用詩意重新定義所有字詞:歷史、宗教、信仰、人性,真理等等,讓所有的事情變得另類,而不只是可被定義的實質物體。

我看所有事物的眼光都是很好笑的,腦中像是一種過濾器,所有東西一進到腦海裡,都會先是好笑的。我從很小時就開始用這種方式看世界,原因很簡單,因為生活如此苦悶,我得笑看一切,至少我死前要是有笑容的。出生在一個悲劇般的國家,每件圍繞在我生命的事物都如此黑暗不順。如果無法笑看,我早就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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